|
|
中國與日本的敵對危險 主編：郭偉峰 副主編：周建閩
目 錄第四章 戰略之爭與歷史之爭 日本緣何挑起東北亞島嶼之爭李勇 最近，日本分别對其北、西、南三面海域與俄、韓、中三國有爭議的島嶼提出新主張，頻頻製造事端，悍然升級島嶼之爭。縱觀日本升級島嶼之爭的一系列動作，顯而易見，日本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有著明確的戰略目的、目標，出牌的時機和順序也把握得“恰到好處”。三月二十三日，日本放出口風，要制定“尖閣列島日”條例。至此，日本這一輪升級島嶼之爭的真實意圖逐漸浮出水面。其戰略重點和目標直指中國的釣魚島。 日本精心策劃升級島嶼之爭俄日北方四島之爭。所謂北方四島是指靠近日本北海道的國後島、擇捉島、色丹島以及齒舞群島，總面積約五千平方公里。二戰結束時，上述四島被前蘇聯奪取並—直佔據；冷戰結束後，由俄羅斯繼續佔據。日本長期聲稱北方四島為其固有領土，要求歸還。二○○四年九月，日本首相小泉從海上“視察”了北方四島，使日俄北方領土之爭升温。今年二月初，日本國會兩院通過一項決議，強調簽署俄日和約的前提條件是，必須解決北方四島和其他北方領土的歸屬問題。而此前日本從未對“其他北方領土”提出要求。 韓日獨島之爭。韓日之間，有一小島，總面積十八點六平方公里。韓國稱之獨島，日本謂之竹島。歷史上，兩國均聲稱擁有該島。二戰前，日本佔有該島；戰後，韓國宣佈擁有該島主權，目前在韓國實際控制之下。今年三月十六日，日本島根縣議會通過《“竹島日”法案》，二十三日，日本駐韓大使高野紀元公開宣稱該島是日本領土。日本突然挑起日韓領土爭端，韓朝野震驚。韓國向日本正式提出抗議，中斷韓日“姊妹城市”交往，同時加強對獨島的實際控制，放寬國民到該島的旅遊限制。二十三日，韓國總統盧武鉉在發表的《就韓日關係告國民書》中呼籲，在小島主權歸屬等問題上的立場，韓國國民要不惜經濟代價同日本打一場“外交戰”。 中日釣魚島之爭。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中國對此擁有無可爭辯的歷史證據和法律依據。面對日方無理要求，中國政府從中日關係大局出發，在堅持一貫立場的前提下，曾與日本達成諒解，釣魚島歸屬問題留待以後解決。但近年來，日本右翼分子在釣魚島問題上動作頻繁，日本政府暗中推波助瀾，其海上保衛廳也加強了對島嶼的實際控制。今年一月，日本爆出防衛廳“西南諸島有事”應對方針，以中日釣魚島對立為背景，把奪島列入作戰計劃，準備使用的兵力達九千人。 焦點是釣魚島從日本在週邊海域挑起和升級領土爭端的過程，可以明顯看出，日本採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對俄、韓、中發起挑釁行動。在挑起與俄、韓領土爭端上，具有明顯的短期性和爆發性；而在與中國的釣魚島問題上，則具有明顯的長期性和漸近性。並且，日本每每在釣魚島問題上搞小動作之前，往往總是要在日俄或日韓爭議領土上大做文章。至三月二十三日，日本公然提出制定“尖閣列島日”條例，一改中日雙方在釣魚島問題上已經達成的諒解，卻單方面改變釣魚島性質，日本政府已從承認存在爭議蜕變為否認存在爭端，並且表現出明顯的武力解決企圖。與此同時，日本也向韓國發出明確信號，並採取主動行動降溫兩國領土爭端。三月二十四日，日本官房長官細田在記者招待會上，就韓國總統盧武鉉二十三日發表的關於竹島和歷史敎科書問題而批評日本的談話表態，他説，“這是韓國總統對其民眾的講話。作為日本政府，應在仔細認真分析其講話内容的同時傾聽韓國的主張。如果有必要，應該隨時交換意見”。同時，在被問及該事件對日韓兩國首腦之間的“首腦互訪”是否會有影響時，細田表示：“當然會繼續下去，不認為會有甚麽障礙”。三月二十五日，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二十五日接受“日韓歷史共同研究委員會”的訪問時稱，“委員會的工作對理解日韓歷史非常有意義。該反省的就反省，我們應該努力超越對立，更好地發展日韓關係”，顯示了其希望改善日韓關係的心情。小泉還表示，“去年日韓兩國實現了首腦互訪，希望能在最近見到盧武鉉總統”。而在此之前，日本已經淡化了日俄北方領土之爭。至此，日本在這一輪升級與俄、韓、中三國的領土之爭的戰略意圖已經很明確，就是以日俄、日韓領土爭議為掩護，戰略目標直指釣魚島，直指中國。 挑起日俄、日韓領土之爭，一方面可以分散輿論注意力，減少日本在改變對釣魚島的政策時的壓力和阻力；另一方面，還可以為日本實際加強對釣魚島的控制提供機會。日俄之間的北方四島以及日韓之間的獨島目前均不在日本控制之下，在這種情況下，對爭議領土悍然發出挑釁行為，不僅不會改變爭端的基本態勢，而且還會陷入外交危機，同時還會進一步刺激對方加強對爭議領土的控制。顯然，日本不會不考慮到這些後果，但是，由於釣魚島在日本實際控制之下，當中日之間釣魚島爭端升級時，不管是由哪一方行為導致爭端升級，日本都可以根據俄、韓在“相似”情況下採取的行動為“先例”加強對釣魚島的實際控制。顯然，釣魚島對日本有著更大的經濟價值和戰略價值；同時，在處理釣魚島爭端上也更具戰略主動性。因此，挑起日俄、日韓領土爭端，實為日本一石二鳥之計——一方面可以掩護日本對釣魚島政策的轉變，另一方面有助於日本採取行動加強對釣魚島的實際控制。 日本為何選在此時發難日本悍然升級領土爭議的時機尤為引人注目，也更加耐人尋味。二○○五年既是二戰結束六十週年，也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六十週年，還是俄日前個外交條約簽署一百五十週年、日韓建交四十週年；同時，中俄都是朝核問題六方會談的重要參與國，都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目前，朝核問題尚未妥善解決，日本也處於謀求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關鍵時期，中俄兩國態度尤為重要，尤其是中國的態度。在這個時候，日本向中俄兩國高調叫板，並且明確把目標重點指向釣魚島，其背後顯然存在著更深的戰略考慮。 毋庸置疑，日本對外挑起領土爭端有如下因素：爭議領土有著重要的經濟和戰略價值；日本國内民族主義抬頭，社會思潮右傾化；小泉内閣支持率下降，欲借此穩固其國内執政地位；為日本修憲以及成為軍事、政治大國創造輿論環境等等。但這些都不足以解釋日本何以在如此敏感時期，而且採取從未有過的強硬姿態四處出擊，並且明確將戰略目標指向釣魚島，指向中國。 美國的縱容及戰略意圖從當前的國際格局和戰略環境，也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日本這一輪反常行動背後的真實動機和意圖。目前，美國在世界上的一超獨霸的地位短期内無人能撼，並通過美日、美韓同盟以及實質上的美台同盟關係主導著東亞秩序；作為美國在東亞的重要盟國日本，無論在經濟、政治還是在軍事安全上都對美國有著強烈的依賴。日本的這次以中國為重點同時向中、俄、韓三國挑起的領土爭端，嚴重挑戰和破壞了當前的東亞秩序，不可能是在美國主導的東亞秩序框架外的一次獨立自主行動，至少也是得到了美國的默許和認可。在此過程中，美國出人意料地保持罕見的沉默更加證實了這種推測。 目前美國因伊拉克戰爭而陷入中東，把在中東阿拉伯世界推廣民主作為當務之急，一時難以抽身。但在東亞，由於朝核問題、台海問題迫使美國不能集中力量於中東，尤其是台海問題，由於《與台灣關係法》的存在，台海一旦爆發戰爭，美國有可能被捲入；中國的迅速發展，也使美國感受到其在東亞的主導地位受到嚴峻挑戰。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有意將日本變成“遠東地區的英國”，借助日本穩固美國在東亞的主導地位。同時，這也有益於日本長期追求的成為“普通國家”的戰略目標，有益於強化美日同盟，有益於強化日本在東亞的影響力。這輪日本處心積慮發動的一場針對中國的挑釁行動，一方面可以從戰略上遏制中國，另一方面還可以進一步試探中國在對待領土問題上的態度和決心，確定中國的政策底線，為調整美日通過台灣牽制中國的戰略做準備。同時，也不能否認有這種可能，通過觸動中國底缐，將中國拖入一場小規模衝突，借此試探一下當前中國的軍事實力，為未來介入可能發生的台海戰爭做準備。 因此，目前日本發動這一輪的領土爭端攻勢，有著濃厚的美國因素和美日同盟背景以及長遠的戰略意圖，其戰略目標遠遠不祇是釣魚島。對此，我們應該有著清醒判斷，冷静觀察，及早籌劃，正確應對。 （原載《中國評論》2005年5月號，作者係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研究生）
歷史問題：中日國家意志的較量王飛 二○○五年四月十日，為了反對日本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和表示對日本歪曲歷史的新版敎科書的不滿，繼四川成都、廣東深圳發生攻擊日資商店事件之後，北京兩萬大學生與市民舉行反日示威大遊行，現場高唱中國國歌並焚燒日本國旗。這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以來，北京大學生第一次大規模遊行，也是北京首次未經核可申請的遊行。隨後，上海等全國許多城市都發生了規模不一的反日示威遊行。 無論是韓國政府公開表態反對日本成為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還是包括中國在内的東亞各國對日本新版敎科書的強烈不滿，焦點都在於日本對“歷史問題”的模糊甚至錯誤的認識。 面對在歷史問題上難有進步的日本，面對時時處於低谷的中日關係，曾經有人認為應當“擱置”、“超越”歷史問題。因為發展對外關係，不能忽視對象國的政治及國家戰略走向，而日本政府對待歷史問題的態度與日本政治及國家戰略走向息息相關；並且，中日在歷史問題上的對立已成為兩國國家意志間的較量。 日本政治加速右化 日本政府對待歷史問題的態度：政治加速右傾化的表現。冷戰結束後，日本在擺脱戰敗國陰影，建立政治和軍事大國的路上走得並不順利。面對國内經濟發展停滯，日美同盟日趨鬆散，沒有明確的國際定位等一系列問題，日本國内政界顯得力不從心，首相更換頻繁，卻未見成效。特别是在海灣戰爭中，日本提供了一百三十億美元的資金支援，卻換來美國盟友“沒有盡到應有的義務”的指責，“經援”外交嚴重受挫。這使日本政界更加清醒地認識到擁有強有力的政治、軍事力量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後，日本國内經濟的長期停滯使國民僅有的“經濟自信”日漸消亡，民眾希望出現強有力的政治領導人帶領日本推進改革、走出經濟困境、再現大和民族的強國夢。 在“内憂外患”的壓力下，日本政界將確立自身政治大國形象作為走出困境的重要出路，在外交和軍事安全上不斷走向“強硬”和“獨立”，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執著”。一代富有改革精神、主張衝破憲法束縛、不背歷史包袱、以強硬的外交姿態走政治大國之路的新生代政治家，在政壇世代交替中逐漸佔據了領導地位。這些政治家大多出生或成長在戰後，沒有親歷過戰爭，沒有老一輩政治家對侵略戰爭的負疚感、贖罪感。他們主張衝破日本因二戰戰敗國地位而被施加的種種限制，將修改和平憲法、重新解釋“集體自衛權”、制定“有事法制”、向海外派兵和在“終戰紀念日”參拜靖國神社等右翼行為作為施政目標，追求軍事、政治大國的心情十分迫切，在治國理念上表現出明顯的右傾化特點。 作為新生代政治家代表的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自二○○一年上任以來，他不但在安全保障和軍事領域連連衝破和平憲法的限制，而且不顧亞洲國家的強烈抗議，一意孤行連續四年以公職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小泉此舉意在製造“既成事實”，借此否定、抹殺侵略歷史，迫不及待地要甩掉那個不光彩的“歷史包袱”，為確立政治大國地位而美化日本形象。二○○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小泉表示，即使不進行日中高層互訪，也要堅持參拜靖國神社。二○○四年二月十日，小泉在國會答辯時放言，他對靖國神社内供奉的甲級戰犯“沒有抵觸感”，雖然“週邊國家一直要我這樣做或那樣做，但我不打算改變我的一貫想法” 。 日本政府的所作所為給當今日本政治結結實實地打上了“右傾化”的烙印，而日本政府對待歷史問題的態度也正是日本政治右傾化的一個重要表現。這是中國在發展中日關係時不能迴避的一個重要問題，它將直接影響未來的中日關係。試問，面對這樣一個與日本政治走向息息相關的重大問題，中國怎能迴避? 日本的國家戰略目標 日本政府對待歷史問題的態度：為政治和軍事大國的國家戰略目標服務。在目前和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内，日本將經受一場近代以來繼明治維新、戰後民主改革之後的第三次重大變革的嚴峻考驗，這便是堅持中曾根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提出的“戰後政治總決算”路線，實現日本轉變成所謂的“普通國家”的國家戰略。其核心是使日本擺脱戰敗國陰影，成為政治和軍事大國。以小泉為代表的新生代政治家掌控日本政壇後，雖然將推行經濟結構改革作為其執政的最大課題，但始終沒有忘記實現政治和軍事大國的戰略目標。 小泉在上任後首次記者招待會上大談的不是經濟結構改革，而是修改憲法和集體自衛權問題，成為繼鳩山一郎之後時隔四十六年首位在施政綱要中談到修憲問題的首相。在此後兩年多的時間裡，小泉在外交和軍事安全領域内的諸如暗中強化與台灣關係、通過有事三法案、向伊拉克戰場派兵等一系列動作，再次證實了他對政治和軍事大國這一戰略目標“魂牽夢繞”般的向往。然而，不言自明的是要達成這一戰略目標，成為真正意義的“大國”，首先必須解決兩個前提性問題，一是擺脱美國的束縛，二是解決歷史問題。前者固然最為重要，但目前日本對美國尚有所求，且無實力掙脱美國的控制，那麽，後者就成為日本在實現大國戰略目標過程中要解決的當務之急。 但是，日本在解決歷史問題中不是通過正視侵略歷史，承擔戰爭責任，求得受害國民眾的寬恕，從而卸下歷史問題的沉重包袱，而是選擇了截然相反的路線。小泉在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的強硬立場就是最有説服力的佐證，他將該問題看作日本甩掉“歷史包袱”、爭取“外交獨立”的象徵性課題，試圖從正面強行突破，迫使中、韓等國讓步，為實現其大國戰略目標掃清障礙。 日本何以不能正視歷史 另一方面，日本大國戰略的排華傾向也是導致日本政府不能正確對待歷史問題的重要原因。雖然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小泉在聖彼得堡與胡錦濤主席會晤時表示“近來中國的快速發展對日本、對亞洲不是威脅而是機遇”，但是，通過日本借瀋陽總領事館事件再次大肆散佈“中國威脅論”、破壞中國在俄採購石油計劃、追隨美國在國際上策動人民幣升值及以中國發射“神舟五號”為由在日本大造“中國軍事威脅論”，並削減對華經濟援助等事實，我們不能不警惕日本的表裡不一，置疑其誠意。 冷戰後，日本蕭條的經濟及在國際社會中政治低能兒的形象與中國綜合國力強勢發展形成了鮮明對比。雖然中日經濟關係的發展充分證實了中日經濟存在很強的互補性和“互需性”（互有需求），並且，從宏觀經濟看，在日本經濟低迷的形勢下，對華出口動向正在成為左右日本景氣的重要因素，但逐漸右傾化的日本政府卻别有用心地將中國的崛起視為一大障礙，認為中國的崛起必然與其大國戰略發生衝突，直接影響日本大國戰略在亞洲乃至世界範圍内的實現。為此，日本採取了言行不一、以“行動表態”宣揚“中國威脅論”，否認侵略歷史等策略，打壓中國的國際威望，打壓中國人民的民族氣節；同時，激發日本大和民族的民族情緒，樹立日本式的自信，從而使日本大國戰略表現出極強的排華傾向。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態度是其排華性大國戰略的必然結果，並已成為其外交競爭的工具和手段。由此看來，發生小泉接二連三跑到靖國神社去頂禮膜拜的事情，也不足為怪了。再次試問，面對這樣一個服務於日本國家戰略目標，又受控於日本國家戰略的重大問題，中國怎麽能夠迴避? 中日兩國國家意志的較量 中日兩國在歷史問題上的長期對立實質是國家意志的激烈較量，中國若是主動“擱置”或“超越”歷史問題，無異於承認自己國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軟弱，將極大傷害中華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中華民族將從此成為“跛腳的巨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路也將因此變得更加曲折和坎坷。 明治維新前，日本在美國軍艦的炮火下簽訂了屈辱的《安政條約》，十年後又遭西方四國聯合艦隊炮轟下關。但是，明治維新開始後不久，飽受西方列強欺凌、處於極度自卑與極度狂傲矛盾中的日本迫不及待地選擇了“與狼共舞”，採取了“失之歐美，取之亞洲”的政策，對鄰國發動了一系列侵略戰爭。從一八七四年日本侵略台灣，經過中日甲午戰爭、“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到一九三七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日本在清政府“息事寧人”和國民黨政府“不抵抗”的綏靖政策下，從蠶食到鯨吞，踐踏蹂躪中華民族長達八十年之久!在這八十年的壓迫、殖民過程中，日本一直視中國為“劣等民族”、“落後國家”，逐漸形成了對中華民族習慣性的“征服欲”。這種思想逐漸滲透並鞏固於日本的國家意志中，制約著戰後歷届日本首相和内閣的對華政策，使戰後日本政府在歷史認識問題上遲遲難有進步。 日本的國家意志存在針對中國的對抗性和強硬性 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小泉在聖彼得堡同胡錦濤會談時，平淡地將日本侵華戰爭歷史表述為“日中有過一段對立的時期”，毫無認錯的誠意。日本政府可以通過公報形式，向韓國、朝鮮正式地就侵略戰爭問題道歉，也可以在政府首腦會議中，正式向荷蘭、英國道歉，卻偏偏不向中國正式地、清楚直白地道歉；中國政府和人民強烈反對參拜供奉著侵華戰犯的靖國神社，而包括首相在内的日本政要偏偏要將其作為民族英雄來拜祭，並且要經常化、制度化。這反映出在日本的國家意志存在針對中國的對抗性和強硬性。 當前，日本旨在實現政治和軍事大國目標的大國戰略，是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首次在無明顯模仿和追趕目標的情況下自我定位的國家戰略，這是對日本政府和民族創造力的巨大考驗；實現該戰略過程中的創造性改革，必將顯示出日本鮮明的國家意志，必將激發日本國民強烈的民族熱情。 近來日本政府對待歷史問題的強硬態度，正是日本在這次變革中國家意志的鮮明體現。日本堅持認為“歷史認識問題”是一個“正常國家”主權範圍内的權利，在對外關係上則是外交自主權的體現，如果因為中國、韓國或其他亞洲國家的反對而“讓步”，就無異於國家尊嚴的屈辱和外交屈服。可見，日本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立場已經是一個國家意志的體現，一種外交競爭的工具和手段。如果因為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堅持”，亞洲國家不再“説話”，不再反對，那將是日本的一種具有象徵性、標誌性意義的“政治勝利”和“外交勝利”。 另一方面，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集中精力進行現代化建設，經濟高速增長，綜合國力迅速提升，中華民族正在衝破鴉片戰爭以來屈辱史籠罩在民族精神上的濃重陰影，實現和平崛起、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成為中國國家意志的集中反映。然而，反映日本國家意志的“歷史認識問題”，將直接影響中華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形象、尊嚴，及中國政府的國際威信，成為挑戰中國國家意志的尖鋭問題。中日兩國在歷史問題上的長期對立，成為兩國國家意志的激烈較量。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自動“擱置”或“超越”歷史問題，將極大傷害中華民族的民族自尊，磨滅中華民族的民族榮辱感。面對這樣一個關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問題，我們怎能迴避? 日本的出路何在 日本政府在中日歷史問題上的固執己見，不僅使歷史問題成為發展中日兩國友好關係的瓶頸，也使它成為刺痛兩國國民感情的利器。中國將歷史問題作為中日關係的一面鏡子，防止日本國内右翼勢力和狹隘的民族主義干擾兩國關係正常發展，是“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積極態度。從另一方面講，直面歷史問題也正是為了促進中日關係長久友好地發展下去。同時，一個民族要獲得尊嚴，擁有大國意志和風範，就必須要對歷史進行徹底“清算”。 （原載《中國評論》2005年5月號，作者係洛陽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國際政治專業研究生） 中日東海能源之爭應尋求國際法解決途徑邱震海 最近一段時間，中日兩國圍繞東海大陸架的能源之爭，因日方派遣海洋資源考察船而不斷升級。中日這一爭端，兼有領土爭端和能源之爭的雙重性質；尤其是後者涉及到兩國未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互動定位問題，因此尤其複雜，其解決之道也就尤其令人關注。 所謂大陸架就是大陸領土的自然延伸，大陸領土延伸到海底就叫大陸架。東海地區是中國、日本，還有韓國三個國家環繞的一個地區，關於該地區海洋專屬經濟區的劃分，在中日之間歷來存在分歧。中方堅持的原則是大陸架自然延伸的原則，按照這一原則，中日專屬經濟區的分界線應該在沖繩海槽附近。而日本則堅持所謂的陸地距離中間線原則，以此來與中國平分東海大陸架資源。中日之間不同的劃分方法，使得雙方專屬經濟區的面積相差了整整三十萬平方公里；而日本通過所謂的中間線原則，則不但可以獲得總共為六十五萬平方公里的海上面積，超過它本土面積的一點七倍，而且由於東海大陸架豐富的海底資源，日本將可據此成為資源大國。 國際先例和中日立場分歧 中日兩國圍繞東海大陸架的立場，在國際上已有先例，那就是六十年代在聯邦德國和丹麥、荷蘭之間圍繞北海大陸架的爭端。當時，聯邦德國堅持“大陸架自然延伸原則”，而丹、荷兩國則堅持所謂的中間線原則。按照丹、荷兩國的劃分方法，那麽聯邦德國祇能分得極其有限的一部分大陸架資源。雙方的爭端最後一直鬧到國際法院。一九六九年二月，國際法院判決聯邦德國勝訴，從此確立了“大陸架自然延伸”的法則。也正因如此，以後凡是國際間遇有類似爭端例子，其援引的法理依據均為六九年國際法院判決的案例。 此次風波起源於中方在屬於中方專屬經濟區内，距日方提出的中間線尚有 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日本方面一直拒絶中方提出的“擱置主權，共同開發”的建議，而堅持所謂先劃定界限，再考慮共同開發或各自開發的立場。按照日本方面的立場，由於開發海底資源必然涉及私人公司介入，若主權問題不解決，那麽屆時在合約簽署方面將遇到麻煩；而且共同開發時間越久，雙方共同積累的資產也就越多，屆時劃定主權範圍後的資產糾紛也就越多。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日方一直反對中方在屬於自己專屬經濟區的範圍内進行開採活動。 能源之爭的戰略意義 顯然，雙方的這一爭端，已不僅涉及領土爭端，而且更涉及未來兩國的能源儲備。恰恰在這一點上，從中國方面來説，已到了極其緊迫的地步；而日本方面則由於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也在近代歷史上首次面臨與作為強大鄰國的中國的相處問題。有評論認為，能源是日本可以掐住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死穴。但即便撇開這一點，僅就日本作為資源貧乏國家的地位來看，與中國的能源爭奪也勢在必然。 目前全球的三大石油消費國依次為美國、中國和日本。必須承認，能源，尤其是石油，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已經構成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從一九九三年開始，中國從石油出口國變成進口國。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崛起，中國的石油消費急劇上升。統計顯示，目前中國的石油強度（即經濟增長與石油消費之間的關係）已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之五十；從上世紀八十到九十年代這二十年間，中國的石油彈性系數從零點六六上升到零點九三。另一方面，中國的已經探明的儲量僅二百四十億桶，這二百四十億桶最樂觀的估計在二十年之内要全部開採乾淨。西方有一些國家認為，甚至中國這二百四十億桶已經探明的石油的儲備可能在十五年就要被全部消耗殆盡。中國已故地質學家李四光四十年前就曾預言，中國石油的未來前景在東海。 與此同時，中國的戰略石油儲備在大國之間處於極其落後、被動的局面。根據西方國家的資料顯示，美國的戰略石油儲備為一百天，歐洲為三十天；日本雖然資源缺乏，但由於自一九七三年開始就重視戰略石油儲備，因此其政府和民間的儲備相加，超過一百七十天；而中國的儲備則祇有二到四天。情況之嚴峻已令中國政府和民間不容有任何的幻想。 正是由於中國傳統油田的開採潛力逐漸枯竭，因此中國石油近年的戰略開始實施“走出去”原則，亦即向中國以外地區謀求石油資源，其中首選是中東和俄羅斯。但從目前情況來看，中國石油的“走出去”戰略，還遇到相當的阻力，“安大線”在日本干預下幾近殀折，以及前年十二月中海油因俄羅斯杜馬的一個決議案，在最後關頭被迫放棄參與俄第八大石油公司股權拍賣，就證明了這一點。 也正因如此，中國在屬於自己的領海内開採石油，以及未來按照公平、公正原則劃定東海大陸架界限，對中國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須開始國際法解決的準備工作 如前所述，中日東海大陸架之爭，兼有領土爭端和能源之爭的雙重性質，而後者的戰略性質更加重了前者的壓力；中日雙方就解決途徑的分歧在於：中國建議“擱置主權，共同開發”；而日本則堅持先劃定邊界糾紛，然後再談共同或各自開發。 既然這樣，為了避免未來雙方在這一地區的持續摩擦，中國方面有必要將劃定雙方大陸架邊界，提上議事日程。解決邊界糾紛的辦法，排除戰爭可能，僅就和平手段而言，無非有兩個：一是通過雙邊談判解決，一如中國迄今在與一系列鄰國解決陸上領土糾紛的做法；二是訴諸國際法。從目前日本的強硬立場來看，通過雙邊談判解決的可能非常渺茫，訴諸國際法可能成為唯一的途徑。 在這方面，鑒於六九年國際法庭有過判決聯邦德國“大陸架自然延伸”原則勝訴的先例，因此中國方面應該握有相當充分的法理依據。當然，如果決定跨出這一步，那麽事先還須做許多周密、系統的法律準備工作。 （原載《中國評論》二○○四年八月號，作者係香港時事評論員、博士） 對東海大陸架劃界中一些問題的看法許森安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效後，海域相鄰、相向國家間將加速大陸架、專屬經濟區的劃分。本文僅就東海大陸架劃界中的一些問題提出我的看法。 相鄰或相向國家間劃分大陸架時，要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包括是否共大陸架、地形地貌、沉積物來源、岸線長度比、島嶼分佈及法律地位、海域水深、海流、沿海人口及經濟、腹地面積和人口等，而歷史更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中日兩國間劃分東海大陸架時，以下問題是無法迴避的。 中日兩國間是否共大陸架 劃界雙方是否共大陸架，是必須首先搞清楚的問題。中方認為中日兩國已被沖繩海槽隔開，不共大陸架。在東海地區，中國大陸的大陸架終止於沖繩海槽，海槽以東是沖繩島架；日方認為，中日兩國共大陸架，中國大陸的大陸架終止於琉球海溝，琉球群島是大陸架外緣的島鏈①。 形成中日兩國認識上分歧的原因是使用了不同的大陸架定議。 “大陸架”一詞有地學和法學的兩種解釋，地學的大陸架概念是純學術性的，《詞海》上的解釋是：“圍繞陸地的平淺海底。其範圍，陸側起自低潮線，外緣止於海底坡度急劇增大處②”。由於世界各地環境不同，大陸架形狀各異，大陸架寬的地方超過五百海浬，窄的地方僅幾海浬。由於學術有各種不同流派，具體某地的大陸架劃法往往存在不同觀點，這是正常的，東海地區的大陸架劃法就存在兩種不同觀點。法學的大陸架概念是政治性的，定義在一九五八年的大陸架公約③和一九八三年聯合國海洋公約裡規定的④。可以説法學的規定是帶強制性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七十六條大陸架的定義如下： 一、沿海國的大陸架包括其領海以外依其陸地領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擴展到大陸邊外緣的海底區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從測算領海寬度的基線量起到大陸邊的外緣的距離不到二百海浬，則擴展到二百海浬的距離。 二、沿海國的大陸架不應擴展到第四至第六款所規定的界限以外。 三、大陸邊包括沿海國陸塊沒入水中的延伸部分，由陸架、陸坡和陸基的海床和底土構成，它不包括深洋洋底及其洋脊，也不包括其底土。 四、（a）為本公約的目的，在大陸邊從測算領海寬度的基線量起超過二百海浬的任何情形下，沿海國應以下列兩種方式之一，劃定大陸邊的外緣： （1）按照第七款，以最外各定點為準劃定界線，每一定點上沉積岩厚度至少為該點至大陸坡腳最短距離的百分之一。 （2）按照第七款，以離大陸坡腳的距離不超過六十海浬的各定點為準劃定界線。 （b）在沒有反證明的情形下，大陸坡腳應定為大陸坡坡底坡度變動最大之點。 五、組成按照第四款（a）項（1）和（2）目劃定的大陸架在海床上的外部界線的各定點，不應超過從測算領海寬度的基線量起三百五十海浬，或不應超過連接 六、雖然第五款的規定，在海底洋脊上的大陸架外部界限不應超過從測算領海寬度的基線量起三百五十海浬。本款規定不適用於作為大陸邊自然構成部分的海台、海隆、海峰、暗灘和坡尖等海底高地。 七、沿海國的大陸架如從測算領海寬度的基線量起超過二百海浬，應連接以經緯度坐標標出的各定點劃出長度各不超過六十海浬的若干直線，劃定其大陸架的外部界限。 八、從測算海寬度的基線量起二百海浬以外大陸架界限的情報應由沿海國提交根據附件二在公平地區代表制基礎上成立的大陸架界限委員會。委員會應就有關劃定大陸架外部界限的事項沿海國提出建議，沿海國在這些建議的基礎上劃定的大陸架限應有確定性和約束力。 九、沿海國應將永久標明其大陸架外部界限的海圖和有關情報，包括大地基點，交存於聯合國秘書長。秘書長應將這些情報妥為公佈。 十、本條的規定不妨害海岸相向或相鄰國家間大陸架界限劃定的問題。 從這可以看出法學的大陸架定義。 1.保留了部分地學大陸架概念的提法； 2.強調了自然延伸； 3.規定了距離限制； 4.深度二千五百公尺是一個衡量尺度。 這説明法學大陸架概念源於地學的大陸架概念，但兩者又是截然不同的兩個範疇，因而實際應用時絶不能混用。大陸架劃界是法律行為，祇能使用法學的大陸架定義。日本方面把地學大陸架概念用於劃界是不確當的。 對沖繩海槽的法律地位有不同看法 日方認為沖繩海槽僅是大陸架上的一個皺折，劃界時可以忽略不計；中方認為沖繩海槽是中日之間的天然分界線。分歧在於對沖繩海槽的法律地位有不同看法。 沖繩海槽位於東海東部，海槽東西窄，南北長，南深北淺，寬約六十至一百五十海浬，長約六百海浬，最深處超過 從海槽兩側地質年代看，中國大陸及沖繩海槽以西的大陸架區，地質年代比琉球群島要早，中國大陸及其大陸架在古大陸時就已形成，而琉球島弧是板塊衝撞及火山活動才形成的。從地殻厚度看，大陸地殻厚度超過 地球歷經滄桑，冰河期海退時，大陸架地區成為陸地，冰河期過後，海水又淹沒了這些地區。一萬五千年前玉木冰期，海平面下降，東海退縮成狹長一條水域，位置就在今沖繩海槽，那時的海岸線在今 從沉積物來源看，沖繩海槽是沉積物的天然分界線。中國大陸的江河，從大陸攜帶大量泥沙、有機物，沉積在沖繩海槽以西大陸架上，黄海地區則以黄河古河道為界，古河道以東沉積物主要來自朝鮮半島，古河道以西沉積物主要來自中國大陸。而日本列島及琉球群島流進東海的泥沙量很少，祇沉積在日本列島週圍及沖繩海槽以東⑧。 海水後退則江河延伸，玉木冰期時黄河的入海口在北緯三十二度三十分、東經一百二十七度三十分附近，長江入海口在北緯二十度三十分——三十度四十五分、東經一百二十六度三十分——一百二十度四十五分附近，中國大陸的其他江河也都向東延伸二百至三百海浬。黄河、長江、甌江、閩江等江河都是中國大陸的一部分，它們潛藏在水下的古河道，當然應該屬於中國⑨。 有些人拋開自然延伸原則，而以距離為標準看待越過沖繩海槽至中日間中間線的區域，認為離日本近就該劃給日本。這種看法同樣是混淆了通常概念和法律概念。國際法院對北海大陸架的判決中曾指出這種認識的錯誤。 以所有這些術語中差不多運用最頻繁的一詞“鄰接”為例，很明顯，人們不難想像，大陸架上距離特定海岸約一百海浬，或更近一些的一個點，能夠在正常的鄰接意義上，被完全認為鄰接該海岸或任何海岸，即使該點距離某一海岸較之其他海岸更為接近。實際上，在大陸架開始逐漸消失在大洋深處地方，這一點就更為正確了。同樣，一個位於潮間帶而接近兩個國家海岸的匯合處的點往往被適當地認為毗連兩個海岸，儘管它可能距離一國海岸比另一國海岸更為接近。事實上，當地的地理構造有時可能使得該點同實際上距其並非最近的海岸具有更為緊密的自然聯繫。 可見，鄰接和鄰近概念之間的同一性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完全的。因而，鄰接一個以上國家的海岸線的大陸架的各個部分到底附屬於哪一國家的問題仍然懸而未決的，而並沒有在鄰近的唯一基礎上確定下來。即使鄰近能夠成為所適用的標準之一，並且是正常情況下重要的一種，但它決不可能是唯一的標準，也不可能是所有情況下最適當的一種。因此，應該看到，在大陸架學説自始就被經常適用的鄰接概念僅僅是在一般的意義上含有鄰近的意思，並不含有任何基本的或固有的規則，即禁止任何國家，在距離他國海岸更為接近的區域上，行使大陸架權利的規則。 比鄰近概念更為基本的應該是所有當事國經常信賴的這一原則：陸地領土或領域，或沿海國陸地主權經由處於該國完全主權之下的領海海床面向公海或公海之下的自然延伸或繼續的原則。可以通過各種方法來闡述這一原則，但其基本思想，即被佔有的某種東西的延伸的思想是相同的。法院認為，這種延伸的思想是決定性的。海底區域是不能由於——或者僅僅由於——它們位於一沿海國附近而實際上歸屬於該國的。它們當然鄰近該國，但這還不足以賦予其權利，按照本案中雙方承認的一項業已確定的法律原則，單純鄰近本身是不能賦予陸地領土所有權的。國際法之所以在法律上賦予沿海國以大陸架所有權，是由於這樣一種事實，即有關海底區域實際上可以被視為沿海國已經享有統治權的領土的一部分。就是説，這些區域雖然被海水所覆蓋，但它們是該領土的延長或繼續，即其在水下的延伸。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如果一定的海底區域不構成一個沿海國陸地領土的自然——或説最自然——的延伸，那麼，即使該區域距離其比任何其他國家的領土更為接近，也不能被認為屬於該國——或者至少在該區域應被視為其陸地領土自然延伸的國家提出競爭性要求時是如此，縱然該區域距離其沒有那麼近⑩。 沖繩海槽以西地區，雖然在距離上離中國大陸遠於日本，但地理構造上卻和中國大陸聯為一體，因而是中國大陸自然延伸的一部分。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把深度 沖繩海槽區的範圍如何界定，我認為，玉木冰期時，海退最多，那時的岸線在今水深 世界上影響海域劃界的海槽很多，有些已通過條約劃定了兩國大陸架邊界，可分析兩個案例看海槽的法律地位。 1.澳大利亞和印度尼西亞之間有帝汶海槽，海槽西接印度洋，最大水深約一千七百公尺，澳大利亞一側大陸架寬廣，印度尼西亞一側大陸架狹窄，兩國條約劃定的大陸架界線就在帝汶海槽内。由於東帝汶地區過去未劃定，目前雙方商定無劃區共同開發，收益按一定比例分配，共同開發的中心區仍定在帝汶海槽内。這一地區的地形和東海地區地形類似，沖繩海槽水深超過帝汶海槽，且存在黑潮等特殊因素。 2.英國和挪威在北海地區劃分大陸架。北海地區全部是淺海大陸架區，但靠近挪威海岸有一挪威海槽，該海槽是冰蝕地貌，水深二百至六百五十公尺，海槽寬八十至一百公里，當時英國對中間線以東海域資源情況不明，認為石油儲藏前景不好，又急於開發北海油田，因而作出重大讓步，同意按中間線劃界，以便盡快達成協議。事後，國際法院在北海大陸架案判決書（解決丹麥、荷蘭、西德三國間大陸架劃界糾紛）中提到英挪大陸架劃界案時説： “所有這些概念的流動性恰好為挪威海槽（上述第4段）的情況所説明，法院並無意斷言該特徵的地位，但它指出，被八十至一百公里的挪威海槽分隔開來的北海大陸架區域在任何自然意義上都不能被説成是毗連該國海岸的，也不能認為是其自然延伸。不過，如第四段所述，它們被有關劃界的當事國認為屬於挪威，一直到圖所示的中間線為止，這些中間線確實是在等距離基礎上劃出的，但它們僅是首先通過無視海槽的存在才被完全劃定出來。” 這一段話意思很明確，挪威海槽以西是英國自然延伸的範圍，不是挪威自然延伸的範圍，既然當事雙方都同意完全不考慮挪威海槽的存在，而按中間線劃分大陸架，第三者當然無權干涉。水深僅二百至六百五十公尺的挪威海槽就能起到分隔挪威和英國大陸架的作用，水深超過 按自然延伸原則還是用中間線方法 劃分東海大陸架 相鄰或相向國家間劃分大陸架必須符合公平原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八十三條規定： “海岸相向或相鄰國家間大陸架的界限，應在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八條所指國際法的基礎上以協議劃定，以便得到公平解決。” 在東海劃分大陸架問題上，中方主張按自然延伸原則劃分，日方主張用中間線方法劃分。 一九四五年，美國把地學的大陸架概念引伸到法律領域，主張大陸架應由沿海所在國進行管理，其理論基礎是自然延伸，這一理論逐漸被國際承認，一九五八年大陸架公約和一九八二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裡確立了大陸架制度，這一制度也是建立在自然延伸理論基礎上的，海洋法公約第七十六條一款就講到：“沿海國的大陸架包括領海以外依其陸地領土的全部自然延伸……”因而當一個國家建立大陸架制度本身，已表明接受自然延伸原則。中間線方法則不同，它是為簡化劃界方法才被人們提出來的，國際實踐中並未為世界各國普遍接受。祇有在使用中間線同樣能達到公平的結果的特定條件下，才被採用。實際應用時，還需根據具體情況進行修正。如果將中間線方法用於劃分東海大陸架，肯定會造成極不公平的結果，因而在東海大陸架劃界中中間線方法根本不能考慮。 釣魚島等島嶼是中國領土 釣魚島、黄尾嶼、赤尾嶼、南小島、北小島等島礁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早在隋朝（公元五八一年——公元六一七年）史籍裡已有記載，發現的年代可能更早，明朝（公元一三六八年——公元一六四四年）時已劃入海防範圍，屬福建管轄，台灣府誌記載釣魚島是台灣的一個港口，可泊大船十餘艘，使琉球録記載赤尾嶼以東的沖繩海槽是“中外之界”，使臣要在“中外之界”上舉行祭海儀式。這些歷史記載證明，甲午戰爭以前，釣魚島等島嶼是中國領土。 釣魚島海域是台灣的專用傳統漁場，由於沖繩海槽地區黑潮海流非常強，流速三至四節。帆船時代要越過沖繩海槽，海流會把船向北推，從中國大陸去琉球，必須以南部越過沖繩海槽，從琉球來中國，航線就向北偏。為了保证航海順利，還要利用季節風，船隻保持順風順流才行。這些條件對當時的漁船來説是無法做到的，因此琉球漁船歷史上從不到釣魚島附近海域捕漁，日本侵佔台灣期間，琉球漁民到釣魚島附近海域捕漁，也要以台灣為基地，向台灣警備廳申請許可證。可見黑潮海流起到了分隔中日兩國大陸架、漁場的作用，釣魚島附近海域是台灣漁民的傳統漁場。 一九四五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對日和約規定日本必須把侵佔中國的台灣澎湖群島等地歸還中國，這當然包括台灣的附屬島嶼釣魚島、黄尾嶼、赤尾嶼等島嶼。一九七一年，美國把琉球交給日本時，竟把釣魚島等島嶼的管轄權也交給日本，製造了中日之間領土糾紛，對此，中國政府提出了抗議。日本有些人藉口國際法的“時效”認為日本已長期佔有釣魚島，故已取得主權。其實這是在為侵略辯護。 時效來原於私法，以後被引伸到公法，在關鍵的條件上作了修改。奧本海認為時效是取得領土的一種方式，其定義是：“在足夠長的一個時期内對一塊土地連續地和不受干擾地行使主權，以致在歷史發展的影響下造成一種一般信念，認為事物現狀是符合國際秩序的，因而取得該土地的主權”。奧本海還説：“……國際法則不論在國家是否善意佔有的情形下都承認時效。”也就是説，不管土地是搶來的，還是偷來的，祇要有實際控制，時間長了就合法了。這完全是強盜邏輯。帝國主義強佔别國土地，鎮壓、屠殺人民，販賣奴隸，被壓迫人民面對侵略者根本就沒有發言權。在時效概念下，所有罪行都被一筆抹煞，強盜行徑也成了合法行為，可見時效概念是為侵略者、為強權服務的。奧本海不得不承認，時效概念從一開始就被一些人完全拒絶。 從國際實踐看，時效概念也行不通，帝國主義侵佔的殖民地，人民從未停止鬥爭，最終把帝國主義趕走，建立了自己的國家。鴉片戰爭英國強行搶去的香港，雖然已一百多年，還是被迫交還其主人——中國；以色列強佔了巴勒斯坦的土地，國際上普遍支持以土地換和平，以色列必須把侵佔的土地交還巴勒斯坦，中東才能和平。國際上這種事例不勝枚舉，領土爭端祇有在尊重歷史、尊重對方的民族感情，通過協商，互諒互讓，才能消除矛盾；反之，用時效概念，不分是非，用強權壓對方，就不可能有和平。總之，時效不利於世界和平，也不符合世界的大趨勢。 在釣魚島問題上，按奥本海的時效概念，時效也根本不能成立。 甲午戰爭前，釣魚島、黄尾嶼、赤尾嶼等島礁是中國領土，這一點不容爭議，台灣誌有明確記載。 甲午戰爭中國戰敗，中國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台灣、澎湖被日本奪走，釣魚島等島嶼是台灣的附屬島嶼被日本強佔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無條件投降，波斯坦公告、舊金山和約都規定了日本應把搶奪的中國領土歸還中國，釣魚島等島嶼當然包括在内。日本在這一段時間裡也沒有時效。 美國把沖繩交還日本前，釣魚島被美軍佔作靶場，日本根本不能實施管轄。 美國把沖繩交還日本時，把釣魚島的管轄權一起交給了日本，引發了中日爭端。但幾十年來，中國政府的態度是一貫明確的，釣魚島必須歸還中國。按奧本海的定義，釣魚島根本不是“不受干擾地行使主權”，所以日本也不能引用“時效概念”。 琉球群島在中日之間劃分大陸架的地位 琉球群島一八七八年以前是中山王國，和中國關係非常密切，中山國新王繼位，都要奏請中國皇帝冊封。明清兩朝，派使臣去琉球舉行冊封儀式共二十三次，每次都有詳細記載。公元一八七八年，日本吞併了中山國，中日之間開始了琉球問題談判，當時美國卸任總統格蘭特從中斡旋。日本主張把琉球一分為二，以宮古水道為界，以北歸日本，南部宮古、八重山兩群島歸還中國。原因是宮古、八重山原來不是琉球本土，明朝初年，“始内附中山”，早先這兩個群島地位和台灣相同，民族也和台灣同。當時清政府主張保留琉球（中山國）宗社，提出三分琉球，沖繩本島獨立，仍為中山國，以北歸日本，宮古、八重山名義上歸中國，談判後把這兩個群島再還給中山國。這一段歷史（清季外交史料）有詳細記載，日本外交文書裡也有，這説明，琉球不是日本固有領土。一九四五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後，由美國實施托管。基於這些歷史原因，琉球群島劃界效力當然不同於本土，而宮古、八重山兩群島又不是中山國的固有領土，劃界效力就應低於沖繩。如果給予琉球半效力，宮古、八重山祇有十二海浬領海，應該説是合理的。 國際上海域劃界的實踐中，岸線長度比都較重視。一九七四年法國和西班牙在比斯開灣的劃界，一九六九年國際法院對丹麥、荷蘭、西德北海大陸架學的判決，一九九二年法國和加拿大在密克隆——聖皮埃爾劃界案中的處理，都清楚表明岸線長的應多分海域，小島則要少分海域。而中國是大陸，日本一側是小島，岸線長度比相差懸殊，沿海人口及以海為生的人口，也相差懸殊，東海地區中國有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台灣省等，人口達一億七千萬，日本主要人口集中在本土四島，琉球僅一百餘萬人。海域劃界必須考慮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中國分得的海域面積超過日本是合理的。 總之中日之間東海大陸架的劃分，要考慮各方面因素綜合分析。具體劃分時，東海可以分成三個區域，北部為北緯30度以北地區，中部從北緯30度到宮古水道，南部為宮古水道以南。北部地區，日本是本土，沖繩海槽水已變淺，海槽西側有黃河、長江古入海口，男女群島週圍劃十二海浬領海，兩國界線可劃至沖繩海槽西側 註釋： ①中日雙方曾就東海地區的大陸架劃分交換過看法。 ②見《詞海》第六百二十九頁，大陸架詞絛。 ③見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日內瓦海洋法會議通過的《大陸架公約》第二條。 ④見一九八二年四月在紐約聯合國總部通過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七十六條大陸架的定義。 ⑤由於沖繩海槽外緣如何界定無定論，故長寬數均是概數，最大水深根據日本調查資料為 ⑥美國學者埃默里、日本學者加賀美英雄、奈須紀幸、新野弘等對沖繩海槽的地質構造特徵都發表過不少文章。 ⑦國家海洋局根據海洋調查資料繪出東海地區海底地貌圖，日本海上保安廳也繪製大陸棚海底地形圖。 ⑧日本學者新野弘、美國學者埃默里認為“深海槽把琉球群島與大陸分開，因此，琉球群島很少有沉積物帶到（東海）大陸架上去。” ⑨同註7 ⑩引自國際法院北海大陸架案判決書第四十一條——四十三條。 （原載《中國評論》一九九八年七月號，作者係北京海洋問題專家、高級工程師） 釣魚島群島：中國固有領土司徒尚紀 在台灣基隆港東北約九十二海浬洋面上，聳立著中國神聖領土——釣魚島群島。這本是無可置疑的事實，但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日本政府不斷非法竊取和侵佔釣魚島群島，激起全體中國人的極大義憤，掀起一次又一次“保釣運動”浪潮。二○○三年伊始，日本政府又以每年二千二百萬日元的價格，“租借”包括釣魚島在内的諸島中的三個小島，企圖使霸佔釣魚島群島為合法化和永久化，其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釣魚島群島自古即屬中國 眾所週知，以釣魚島為主島，包括黄尾嶼、赤尾嶼、沖北岩、沖南岩等島礁組成的釣魚島群島是中國沿用已久的名稱，釣魚島也習稱釣魚嶼、釣魚台。前者最早見於明永樂六年（一四○三年），後者則出現在清代中國地圖上，清末慈禧太后將該島等賞賜給郵傳大臣盛宣懷的詔書上也稱釣魚台。而一九○○年五月日本沖繩縣師範學校敎師黑田岩垣登上島上調查，後在發表調查報告中據稱根據英國海軍地圖將這一帶島礁標為“尖頭諸島”而譯為日文“尖閣列島”（群島）。從地名上慣用“名從主人”原則，釣魚島群島最早為中國人發現和命名，任何擅改其地名行為，都是無效或另有目的的。 問題不僅在於名稱，更有大量海洋地質、歷史文獻和歷代輿圖等證明釣魚島群島向為中國領土，不容他人染指。 釣魚島群島發育在中國東海大陸架上。這個大陸架為距今一點五至二萬年以來所沉積的沉積物，主要來自中國大陸，由黄河、長江及其他中國古河流衝積物組成，富含油氣資源，故為日本人垂涎。該群島以東為東海大陸架邊緣，即沖繩海槽區所在。這條海槽是從陸殻到洋殻過渡地帶，東側在地質上稱琉球島架，地殻運動活躍，發育時間短，油氣遠景差，與西側的東海大陸架形成鮮明對照。所以，沖繩海槽成為東海大陸架與琉球島架的自然分界線，這也是釣魚島群島是台灣島的附屬島嶼而不是琉球群島一部分的科學根據。 日本琉球群島即現在的日本沖繩縣，其前身即為與中國有五百多年稱臣納貢關係的琉球王國。至遲從明初開始，朱元璋派遣的冊封使往返都經過釣魚島。從那時起，釣魚島就載入中國史册。到嘉靖十三年（一五三四年），琉球國王接受明王朝冊封已有十三次，這年國王尚清被明皇封號為“中山王”，故琉球王國又稱“中山國”，並出現在中國歷史文獻和輿圖中。例如清末魏源《海國圖誌·東洋大海圖》就在琉球下註明“中山”，日本下註“倭國”，顯示它們是兩個不相統屬的海島單元，歷史上琉球王國從不包括釣魚島群島。此後直到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琉球王國被日本滅亡以前，明清皇帝冊封琉球國王共有二十三次之多。這些冊封使每次都經過釣魚島，再抵今沖繩那霸港，向琉球國王宣示明清皇帝冊封事宜。在保存下來的有關著作中，多次重申釣魚島屬於中國一方。如清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清朝第二位册封使汪楫在《使琉球雜録》（卷五）中記載他途經釣魚島、赤尾嶼後為避海難而祭海的事，並被告知他“過郊”或“過溝”之地即為“中外之界”。此溝就是沖繩海槽，為中國航海家所熟知，並認作一條重要地理分界線。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年）冊封使周煌在《琉球國誌略》（卷十六）同樣記載從基隆赴沖繩，中途見釣魚島、赤尾嶼、“過溝”，並提到上述汪楫“問溝之事，日中外之意也”，再次證實沖繩海槽為中外分界線。 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年）慈禧太后吃了盛宣懷進獻藥丸，治好了她的風濕病，在將釣魚島等賞賜給盛宣懷詔書上説“盛宣懷所進藥丸甚有效驗。據奏，原料藥材採自台灣海外釣魚台小島。靈藥產於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卿家世設藥局，施診治病，救濟貧病，殊堪嘉許。即將釣魚台、黄尾嶼、赤尾嶼三島賞給盛宣懷為產業，供採藥之用”。當然，國家領土不是私產，但此事説明釣魚島等是中國領土一部分，所以那拉氏才將它賞賜給盛宣懷。如果釣魚台等是日本領土，斷然不會出現此事。 釣魚島群島早在明代就列入中國海防區，為對其行使國家領土主權的重要標誌。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年）討倭總督胡宗憲在所編《籌海圖編·沿海山河圖》中標明福建省羅源縣、寧德縣沿海各島，其中就有“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等，表明它們已歸入中國版圖，並實施主權管理。明代，這些小島與台灣一起併稱為“東番”，表明它們與台灣島關係密切，成為台灣一群附屬島嶼。 日本地圖亦標明釣魚島歸屬 甚至連日本自己的歷史文獻也不能證明釣魚島等為日本領土。一七八五年日本人林子平所著《三國通鑒圖説》中有一幅附圖《琉球三省並三十六島之圖》，採用中國“釣魚島”為島名，將釣魚島和福建、浙江用同一淡紅顔色標出，而琉球群島等用黄褐色，清楚表示它們是兩個國别區域。所以連日本著名史學家井上清在一九七二年就公正地指出：“明治維新以前的日本文獻中甚至找不到釣魚島的記載”。一八七五年即日本併吞琉球王國前四年，日本出版《府縣改正大日本全圖》仍無釣魚島的標示。一八七九年琉球王國滅亡，日本於其地置沖繩縣，並歸入日本版圖，但清政府對此不予認可，曾發生外交爭執。直到一八九六年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簽定以後，日本才強佔釣魚島群島，並改稱“尖閣群島”，歸入日本版圖。關於這段歷史，井上清也在一九七二年肯定地説：“即使黄尾嶼和釣魚島自十九世紀中期，或者説更早以前，就為往來中國的琉球官員以及一般琉球人所熟悉，並用琉球話稱呼；即使中國最後一個冊封使的記録上用了黃尾嶼的琉球名，這都絲毫不影響這些島正是中國領土而不是琉球領土這一琉球和中國共識的事實”。 地圖是宣示一個國家領土主權的最直觀形式，古代獻圖等於獻城。中外歷史地圖也表明釣魚島群島為中國版圖之内，而把它標示在日本版圖之外。 中國在一九四九年前後出版的各種地圖，釣魚島都作為台灣島附屬島嶼劃入中國版圖以内。即使在日本侵略中國期間出版的地圖上，釣魚島群島曾被迫稱作“尖閣列島”或未加註明，但都沒有改變釣魚島等屬於中國領土的事實。一九八一年台灣出版《中華民國台灣區地圖集》釣魚台列島劃入宜蘭縣管轄。一九七七年英國出版《不列顛世界地圖》和一九八二年出版《最新世界地圖》中的（日本）幅均無標出釣魚島。同年，美國出版《世界地圖》中的《日本》幅和《朝鮮》幅，日本領土未含釣魚島。一九八二年，最具權威的英國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不但沒有把釣魚島劃入日本版圖内，而且在《中華帝國瓦解》説明中稱，琉球群島“像朝鮮、老撾、緬甸、不丹、尼泊爾、法屬印度支那一樣，為先前向中國納貢的國家”；又在《日本的擴張與現代化》説明中稱，一八七五年底日本屬地除四島以外，包括琉球群島，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才包括台灣等。顯見釣魚島群島是日本在甲午戰爭奪取的領土。一九八五年和一九九○年日本出版有關日本地圖集，釣魚島群島被稱作“尖閣諸島”或“尖閣列島”，並放大比例，劃入沖繩縣範圍。日本出版地圖與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出版地圖對釣魚島群島歸屬標示的差異，正説明日本侵佔釣魚島群島的事實。 國際法公約宣佈剝奪日本侵佔領土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中美英三國發表《開羅宣言》，明確規定“要使日本竊取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日本亦將被逐出於其以武力或貪慾所攫取之所有土地”。這當然包括釣魚島列島。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國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内”。日本既已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就要放棄它所攫取的所有中國領土，同樣包括作為台灣附屬的釣魚島群島。 中國和日本都是一九八二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簽署國，都應按這個公約來確定自己的海洋國土和海洋權益。根據東海大陸架具體情況和該公約有關條款，沖繩海槽成為中國東海大陸架與琉球大陸架的自然分界線。這樣，中國東海大陸架可延伸到二百五十海浬至三百七十海浬。這個海域範圍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沿岸國擁有二百海浬專屬經濟區的範圍大部分重合。而釣魚島群島恰在中國東海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範圍之内，理所當然是中國海洋國土的一部分，由中國開發、管轄和保護。這是釣魚島群島為中國領土的又一國際法依據。 （原載《中國評論》二○○三年五月號，作者係廣州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敎授、博導，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委員） “二戰”後的黄尾嶼與赤尾嶼龍村倪 釣魚台列嶼位處台灣本島東北端，是台灣島的一組附屬島嶼，也是“東中國海”（東海，East China Sea）大陸棚的一個重要組構單元。在戰略上不僅是台灣東北海空防衛的第一線，也是中國“第一島鏈”防衛圈的最前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國為抵抗日本侵略，正式展開全國抗日血戰行動。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並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由日本政府向中國政府呈遞“降書”。此時上距“甲午”（一八九五）國恥五十一年，舉凡五十年間日本蠶食鯨吞於我國家者，至是悉備圖籍獻還，中國對台灣、澎湖群島及南海諸島恢復行使主權。而琉球由美軍托管，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七日美國與日本簽署《琉球返還協定》，片面決定將包括 “釣魚台列嶼”在内的琉球“行政權”交予日本，並於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正式交付。在釣魚台列嶼五個小島（釣魚台、南小島、北小島、黃尾嶼、赤尾嶼）及三個岩礁（沖北岩、沖南岩、飛瀨）的島鏈中，黄尾嶼與赤尾嶼屬於最東北端，因地近美軍駐日基地，乃由美軍向日本政府簽約租用，成為空軍和海軍的“靶島”，長年來彈落無數，江山秀土，早已面目全非。自一九八○年代起日本已一步一步恢復軍國主義，全力強化軍事力量。美國則因國際形勢快速轉變，大幅調整國際戰略，特别是全球的海洋戰略，釣魚台列嶼雖小，但在東北亞戰略中有其特殊關鍵性，日後黄尾嶼與赤尾嶼恐怕也不僅是供炸射訓練的靶標而已，在軍事上和海洋資源開發上可能扮演我們預估不到的角色。保衛釣魚台已面臨考驗全體中國人維護海洋國土和海洋權益的關鍵時刻。“不求勝者敗”，“無先見者失”，本文僅以黃尾嶼與赤尾嶼為例，來説明落實“主權屬我”除“決心”外，更重要的是“行動”。 釣魚台列嶼尚難見光明 自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舊金山合約”簽定後，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琉球列島米國政府佈告第二十七號”公佈了琉球列島的地理界限，其中第一條規定了“琉球政府管轄範圍内之群島、小島、環礁、岩礁及領海等之界限”，其實際内容竟“荒謬”地將中國固有東海“釣魚台列嶼”全部“強行”包括在内。釣魚台列嶼是台灣的附屬島嶼，從歷史上迄今都是中國的領土，由於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托管琉球，一九六九年日本與美國簽署“琉球歸還條約”（The Okinawa Reversion Treaty）其中將釣魚台列嶼納入“琉球”歸還範圍内，將釣魚台列嶼的行政管轄權交由“沖繩縣”管轄。因美國政府昧於歷史的事實，乃埋下此一高衝突性的危險因子，目前主權爭執僵持，問題之解決，猶在未定之天。黃尾嶼（25°58𠖥N；123°41𠖥E，約0杄87km2）與赤尾嶼（25°55𠖥N；124°33𠖥E，約0杄04km2）在釣魚台主島（25杄45𠖥N；123°32𠖥E，約3杄6km2）之東北方。在美軍管理琉球期間，美軍即設定黄尾嶼與赤尾嶼為美軍炸射“靶島”（bombing practice targets），主要供美軍駐沖繩空軍基地使用。自一九四五年美軍進駐起，迄今一直使用未稍間斷，後來並將此片“空域”劃為“禁航區”，除美國飛機外，任何國家飛機，包括日本飛機，均不得進入。 一九三二年日本政府將釣魚台列嶼中的四個島，即釣魚台、黄尾嶼、南小島和北小島賣給“古賀辰四郎”，而古賀氏也開始繳付四島的“土地税”。赤尾嶼則屬“大藏省·國有地”。黄尾嶼的現登記“所有權人”為“栗原和子”，屬“民有地”，“租”與美軍使用，前二十年租約期滿後（一九七二——一九九二）再續租二十年（一九九三——二○一二），美方並付“租金”予“古賀辰四郎”之子“古賀善次”。很明顯的，日方正利用“財產出售契約”、“徵收土地税”、“簽訂租用契約”、“官方進行買賣標的物調查、統計、丈量、登録”等，使釣魚台列嶼納入“日本國土”進行法律化，此點對中國未來爭回釣魚台列嶼主權有長遠而不利的影響。這是國家民族的重大問題，因缺乏堅定的民族意識和一貫的客觀配合措施，尚難見有光明的前景。全民如能全面覺醒，則為時或尚未為晚! 黄尾嶼、赤尾嶼被侵犯過程 釣魚台列嶼雖然全部合計包括八個島嶼與岩礁，但一般性地圖上除必會標示主島“釣魚台”（釣魚島）外，古今地圖也多會標明“黄尾嶼”與“赤尾嶼”。究其原因在釣魚台列嶼中黄尾嶼與赤尾嶼之面積僅次釣魚台，而位置近琉球，孤懸東海之東位居要衝。黄尾嶼在釣魚台列嶼之東北向，赤尾嶼則遠居釣魚台列嶼之東極邊，是中國東海大陸棚上東北方的疆界“界島”。在我海洋領土中不僅是“島標”，也是台灣島和中國東海海上防禦線的最前哨。其島嶼雖小（黄尾嶼：0杄8741km2；赤尾嶼0杄0414km2），但在國家海洋經濟權益和海上安全防衛上的重要性，卻難與倫比。 一九五○年十二月佔領琉球的美軍在琉球群島成立“美民政府”（由美軍直接管理），直至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結束，將琉球群島及大東諸島“歸還”日本，即今日的“沖繩縣”。但不幸的是美國政府犯了歷史上的“大錯”，錯誤而輕率的將“釣魚台列嶼”也劃入了“歸還”的範圍；雖然事後申明，所歸還的僅是“行政管轄權”，非關“主權”事實，主權爭議應由相關的中、日兩國自行交涉解決。但僅此項“錯誤”的片面措施，使“釣魚台列嶼”主權不能正式而合法地回歸中國。遺憾迄今懸而未決，淪陷與否，險惡難測! 自二戰日本投降後，美軍托管琉球群島期間（一九五二——一九七二），除釣魚台列嶼由美國單方面自行將釣魚台列嶼劃入沖繩縣管轄外，還將黃尾嶼和赤尾嶼由日本政府“租”與美軍闢為“射擊和爆破”場，並劃為“禁航區”，僅供美軍使用。這使得黃尾嶼和赤尾嶼的“中國主權”受到長期而最直接的“侵犯”，還將二個美景天成的島嶼推入萬劫不復的悲劇中心。另外作為炸射靶島，黄尾嶼和赤尾嶼還承載了放射性“乏鈾彈”（depleted uranium ammunition），也就是含有U235穿甲彈的“轟擊”。雖然此事行之已久，日本政府也出面抗議，但停止實施與清除均未見具體行動，所造成的海洋和大氣放射性污染更是永難磨滅的“國恥”之一。 黄尾嶼與赤尾嶼自闢為“美軍”射擊和爆破場後，劃為美軍軍用訓練空域及水域範圍，並成為“禁航區”，除美軍飛機外，任何飛行器均不得進入，目前此一“禁航區”仍繼續存在，已達半世紀之久。 一九六九年年中起，日本政府更進一步將釣魚台列嶼納入日本“防空識别圈”（Air Defence Identification Zone），這是對中國“領空”的嚴重“竊奪”，使得中國空軍的飛行領域受到極大的限制，特别是台灣東北方的“空域”受到強力的壓縮，幾乎沒有絲毫伸縮的餘地，就實而論，是中國“空權”喪失的最大表徵之一。 我們要特别注意的是，一九七一年美國與日本簽訂的“歸還琉球協定”，美國政府所交出的，祇是“聯合國托管理事會”交付托管的行政管理權，而無涉主權問題，至於主權問題則留待當事國自行解決，這當然不能絲毫減少中國的主權權利。一九五○年代美國協防台灣，每有軍事演習須以釣魚台為目標時，都事先向台灣政府申請許可，證明美國並未忽視釣魚台列嶼主權為中國所有。 還有一個要點必須特别指出，就是一九九五年沖繩縣文化局出版的巨型日、英雙語實録畫冊《沖繩——戰後五十年の步み》（Okinawa-50 Years of the Postwar Era），有近千幅寫真圖片，十萬餘字，無片影隻字及於釣魚台，這應該是故意輕忽一個敏感問題，而自行特意迴避。 二戰後日本三大“領土”糾紛 一九四五年日本自戰敗投降後，國土瘡痍，萬民悲苦，但在由一片廢墟重建中，確全民奮發，萬廢待興，卻不忘領土主權的維護和爭取。依日本自評之權重，戰後三大領土爭執依次為： 釣魚台列嶼各屬島 面積 （km2) (E)經緯度 (N) 釣魚台3杄6420123°30𠖥拟123°35𠖥25°45𠖥拟25°50𠖥 南小島0杄3426123°35𠖥拟124°34𠖥25°44𠖥拟25°45𠖥 （接上表） 面積 （km2) (E)經緯度 (N) 北小島0杄2588123°35𠖥拟124°34𠖥25°45𠖥拟25°50𠖥 沖南岩—123°35𠖥拟124°34𠖥25°45𠖥拟25°50𠖥 沖北岩—123°35𠖥拟124°34𠖥25°45𠖥拟25°50𠖥 飛瀨—123°30𠖥拟124°34𠖥25°45𠖥拟25°50𠖥 黄尾嶼0杄8741123°40𠖥拟123°45𠖥25°55𠖥拟25°56𠖥 赤尾嶼0杄0414124°20𠖥拟124°34𠖥25°50𠖥拟25°55𠖥 一、北方四島（千島群島、Kuril Islands；最南端四島）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聯（今俄羅斯）所佔領之日本北方四島，位於北海道北方，包括澤捉（Kunashir）、國後（Shikotan），色丹(Iturup) 及齒舞（Habomais）四島，總面積4996km2，是俄、日、美軍事戰略要衝，俄稱此為“南千島群島”。日本一直提出經濟支援、合組開發，以金錢誘因交換索回主權等方式急欲取回四島。俄國在困頓的國勢中，也傾向同意作適度的“交換”，但因美國的國際戰略佈局考量而一一破功，迄今未決，由俄國管轄。 二、韓日“獨島”之爭 在鄰近韓日間對馬海峽中線的一個小島，日本名“竹島”，韓國名“獨島”。韓國政府採取積極手段，不僅將週圍劃為漁場，設為韓國民眾海上旅遊區，還駐軍，對主權的行使，絲毫不放鬆，並不斷強化對獨島的支配權和領土主權。韓國現行實際管理，不理會日本。 三、釣魚台列嶼 釣魚台列嶼為台灣島的附屬島嶼，從海洋地理，大陸棚地質和歷史史實都屬中國固有領土。但自一九七二年美國將沖繩歸還日本時，連帶將釣魚台列嶼的“行政管轄權”錯誤地移交日本，留下台、日、中主權爭執的惡因，而且日漸向不利於中國索回主權的方向偏離，情勢急迫。“釣魚台列嶼”日本稱為尖閣群島（Senkaku Shoto），日本暫時握有“行政管轄權”，已劃“領海”基線，逐步加強實質主權權利之行使。中國基本沒有有實質意義之對應作為，中國的正當領土主權權利現在已經瀕臨淪失的邊沿了。 日本在處理上述三項領土問題上，各有其策略與應對的方法。簡單地説對“北方四島”是以經濟誘因的利益交換條件，自俄羅斯手中換回俄佔但原屬日本的島嶼；但因國際情勢複雜，俄國自不願輕易放手，使日本期望頻頻落空，連戰後“俄日合約”也無法簽署。韓日“獨島”（竹島）問題，日方處於劣勢，韓國不僅實際管轄，而且採取強力手段鞏固主權，使日本無計可施。日本對侵佔“釣魚台列嶼”主權的策略，則顯然有别於前述與俄羅斯的“北方四島”及與韓國的“獨島”之爭，採取積極主動的國内與國際攻勢，不與中方爭議“歷史主權”歸屬認定，而是強調島嶼“無主先佔”，更以“長期實效支配”為基礎，建構一套自己的策略系統。雖然中國從未“承認”日本對“釣魚台列嶼”擁有主權，但日指中方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始提出異議。日方從一八九五年正式把釣魚台編入“領土”後，除赤尾嶼為“國有土地”外，餘均認為是“私有土地”，更彰顯了日本“佔有”的“既成事實”。中國不僅缺乏實際有效的對應策略，也缺少研究，能針對日本的策略理論提出有力的反駁。韓日“獨島”之爭，韓國軍民已視“獨島”為韓國抗日民族精神的一張牌，反觀對保衛釣魚台的行動，兩岸均缺乏熱血，而且互相制肘，相互不為，中華民國政府更將“不與中共合作”列為綱領，其成效不論可知，令人浩嘆！ 釣魚台列嶼 “釣魚台列嶼”主權的爭議是台、中、日三邊間最醒目的議題，雖目前尚未形成尖鋭的衝突，但最終必是一個區域性和平的大挑戰。釣魚台列嶼位於台灣本島東北方，主要由八個島嶼岩礁組成，座落於東中國海（East China Sea）大陸棚（continental shelf，大陸架）邊沿的大陸斜坡（Continental slope）上，以沖繩海槽（Okinnawa Trough）與琉球島孤（Ryukyu Arc)相隔，但與台灣島及其東北端的三個小島：棉花嶼（Mienhua Yu)、花瓶嶼（HuaPing Yu）和彭嘉嶼（PingChia Yu）則一脈相連，與東海海岸、台灣海峽和台灣島東北端的地質構造和岩石性質同屬一個整體單元。 日本明治二十九年所發表之《第十三號勅令》（明治二十九年即一八九六年，乃馬關條約簽訂後一年），乃有關沖繩縣郡之編制。“第一條”列舉了五個郡，每一個郡下列舉了所轄島嶼，“第五個郡是八重山郡”，此郡之下祇列“八重山群島”並無所謂的“尖閣群島”，足證日領“尖閣群島”（中國的釣魚台列嶼），乃一歷史性大謊言。 日本政府在美國尚未歸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受“聯合國”托管之“琉球群島”之前，即今琉球政府先於一九六九年五月九日在“釣魚台列嶼”樹立“島碑”（日本稱為“國標”或“標柱”），其中正面直書雙行“八重山尖閣群島”下書直行大字“魚釣島”，側書“石垣市建立”；其旁另有記事碑一塊，上有“八重山尖閣群島”，下有“石垣市建立”，中為“魚釣島、久場島、大正島、南小島、北小島、沖之北岩、沖之南岩、飛瀨”共八個島名。 琉球政府於一九七○年九月十日發表“尖閣列島主權及大陸礁層資源開發主權之主張”，琉球政府所“主張”的内容主要有四點，其中以“第二項”最為重要，其陳述為： “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一月十四日内閣會議決定，並於二十九年四月一日發表第十三號勅令，將尖閣列島定為沖繩縣八重山郡石垣村”。 事實上中、日兩國學者在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四月一日日皇“第十三勅令”中並找不到日本政府將“釣魚台列嶼”（日稱“尖閣群島”）劃歸琉球的記載文字。同時一九七一年出版的《尖列島特集》（二百五十一頁）也稱這個“第十三號勒令”將“釣魚台列嶼”列入沖繩縣的八重山郡，其原文之中譯為： “明治二十九年四月一日第十三號勅令規定沖繩縣施行郡制，沖繩縣知事乃將尖閣群島列入八重山郡，指定為國有地（魚釣島、久場島、南小島、北小島）”。其中故意省去“大正島”，即我們的“赤尾嶼”，其居心明顯可見。 事實上日本東京内閣官報局《官報》第三八○四號（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三月五日）由内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内務大臣芳川顯正所具銜的“勅令第十三號”第一條末“八重山郡”之下僅有“八重山諸島”，並無所謂“尖閣列島”，可證日本所提“勅令”將中國的釣魚台列嶼劃歸“琉球”一事，純為子虛烏有的謊言。 琉球人稱“釣魚台列嶼”為“Yokun”，黄尾嶼為“Kubashima”，赤尾嶼為“Kumeseki Shima”，與日名完全不同，事實上因風向海流的不利，琉球漁民傳統上並不到此一漁場捕魚。 日本根據“無主地先佔”的説辭，極力漠視中國擁有釣魚台列嶼主權的歷史事實，並主張釣魚台列嶼所在的大陸礁層，並享有其“專屬經濟區”。也因不承認台灣為一“政治”實體，因此不與台灣協商大陸礁層與專屬經濟區上管轄權問題，也拒不與台灣商談台灣漁民傳統作業水域之捕魚問題。 黄尾嶼與赤尾嶼 日本的地圖和官方文件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多曾使用“尖閣列嶼”一名，卻多使用正式的中國“釣魚台”島名，或該中文島名的“和名”“魚釣島”。根據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七○年間日本出版的二十一種地圖及大百科事典中，有三分之二沒有名列“所謂”的“尖閣列島”，有的則稱“魚釣島”（“釣魚島”的日本語法名稱）。而“尖閣諸島”一名則是沿自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沖繩學校敎師“黑田岩恒”根據英國海軍調查船見“釣魚台”附屬島嶼南小島等尖峰峭立，岩壁陡峻，有如天主敎敎堂頂之尖閣，乃據形取名為“Pinnacle Islands”（如閣樓的島嶼），日本人乃義釋稱之為“尖閣諸島”（Senkaku Shoto）。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本政府將該島作為“國有地”編入日本地籍時，再將“赤尾嶼”（Ch𠖥ih-weiYu）改為“大正島”（Akao Sho)，但長期以來日本政府並未正式使用。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九四五）以後，日本海上保安廳水路部的海圖仍使用中國命名的黄尾嶼與赤尾嶼。一九六九年美軍佔領下的琉球政府的正式文件和告示牌上也還是使用黄尾嶼和赤尾嶼等島名。一直到一九六九年五月釣魚台海域有石油藴藏的消息傳出後，沖繩地方政府收到大量石油公司要求從事海上石油探勘的申請，此時才由琉球石垣市市長的命令，在釣魚台島上建“標柱”，並再次將黄尾嶼（Huang-wei-Yu）改為“久場島”（Kobi-Sho）。日本還曾一度將“大正島”易名“久米赤島”，試圖混淆海洋地理概念，將釣魚台列嶼的組成島嶼“赤尾嶼”，妄改成為琉球群島“久米島”的附屬島嶼，即“久米赤島”。但此一島名雖在日也少見使用，顯然這種試圖名裂赤尾嶼的政治意圖並未發揮原設計功能。 根據日本平成五年（一九九三）八月十九日，日本海上保安廳刊行之“沖繩島至台灣”（圖號INT五○一○——一二○三）海圖，圖上除不用“釣魚台列嶼”外，其他所屬主要島嶼均採用中國古名：魚釣島、黄尾嶼、赤尾嶼等，但在圖右下特别單列之詳圖中已略去赤尾嶼。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三月三十一日海軍總司部審定、海軍海洋測量局刊行之“中華民國海軍水道圖——台灣東部諸島嶼分圖”（圖號○三四六），“釣魚台列嶼”部分也缺赤尾嶼。由於赤尾嶼是組成釣魚台列嶼的重要部分，不可或缺，政府必須要有正確的認識，正確編繪地圖，才算盡到政府的職責，民眾在捍衛國土的存亡上才能有一致的行動!赤尾嶼雖小，萬不可失!有心失之，則更不可原諒! 李鼎元《使琉球記》乃記清·嘉靖五年（一八○○）以副使身份前往琉球國冊封中山王的經歷，親“見釣魚台三峰離立，如筆架，皆石骨”，又“見赤尾嶼，嶼方而赤，東西凸而中凹，凹中又有小峰二”。此為李鼎元過海前往琉球那霸經釣魚台列嶼的親身記録，江山依舊，風景如繪，歷歷在目。 “防空識别區” 日本“防空識别區”劃在123E，也就是台北與沖繩“與那國島”之間。台灣空軍北部地區演訓時，祇要一升空，戰機極易“進入”日本的“防空識别區”，引起日本航空自衛隊的警告與戰機的攔截。 飛航情報區（飛航服務區，Flight Information Region）則訂在124E，此線以西屬“台北飛航情報區”，以東屬“那霸飛航情報區”，因其僅提供飛行器空中飛行航道等民間飛航服務，由“國際民航總局”統籌規劃管理，所以不至形成重大影響，對台灣民航機飛行尚不致影響安全。但“防空識别區”則意義不同，是一國“領空”，任何他國飛機未經許可進入，均有被截和擊落的危險，應該特别就法理與事實提出進行修訂或重劃。 日本將“防空識别區”劃在123 E對中國十分不利，也極不合理，即使暫不論釣魚台列嶼的主權歸還問題，也應最少向東移，與124E的“飛航情報區”合而為一，始稱合理。 影響中國的軍事安全 釣魚台主權歸屬，不僅攸關中國未來在此一海域的捕魚、探採石油和自由航行權的行使，更將對台澎金馬的防衛形成直接的影響。釣魚台位於東經一百二十四點三五度，北緯二十五點四五度至二十六度，中國若掌控該列嶼，則台灣北部海域的海、空戰力可以強化；若再對擁有的釣魚台加以防衛建設，例如佈署偵測、防空和反艦軍事設施，則是台灣本島北端的一道空防和海防強網。如僅就“防衛圈”的範圍而言，則黄尾嶼與赤尾嶼尤具有重要性。 日本軍事評論家多強調“尖閣列島”（中國的釣魚台列嶼）對日本國防上的重要性。認為“尖閣列島”位於日本自衛隊“防衛識别圈”（ADIZ, Air Defence Identification Zone）展開面的西端，因為釣魚台列嶼（日本稱“尖閣列島”）距中國大陸較日本本土為近，故此是對中國大陸警戒的前哨據點。因戰略地理位置的重要，既適合設置規模適度的電子偵測裝置，又可成為地對空的飛彈基地，所以日本佔據中國的釣魚台列嶼，再將之“軍事化”，並非是完全不可能之事。黄尾嶼與赤尾嶼提供美軍作為軍事用，情況更形複雜惡化。目前的這種識别圈範圍，已使台灣海空軍完全失去作戰運動的空間。 “中華民國防空識别區”（ADIZ R杄O杄C）與日本防空識别區（ADIZ Japan）劃在123E，穿過與那國島（Yonaguni Sa.）海域。與那國島有美軍空軍基地，由美國提出劃定，後交日本。與那國島近基隆，台灣人移居者甚多，原亦應屬台灣。123 E線，由松山機場起飛高度不夠，台灣多次抗議未果，對台灣空防、航空飛行極為不利。 “台北飛航情報區”（FIR Taipei）與“那霸飛行情報區”（FIR Naha）訂在124E，越過石垣島，位於黄尾嶼與赤尾嶼之間，因“飛行情報區”（飛航服務區）是飛航服務情質，不若“防空識别區”之有“領空”國界意義，影響相對稍小，但對釣魚台列嶼主權的整體意義也是十分重大的。“中華民國防空識别區”並不包括“釣魚台列嶼”，而“釣魚台列嶼”反在“日本防空識别區”内，這實在是天大的主權問題。 釣魚台列嶼在中國全盤佈局中具有無比重要性 在釣魚台列嶼的島嶼鎖鏈中，黄尾嶼與赤尾嶼的位置最突出、最緊要，而其關鍵之點不僅僅是在地理上最接近琉球，而是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持續由日本政府佔據，並以“租約”形式“租”與美軍作為“靶島”使用，從始迄今已歷數十年之久。這與釣魚台列嶼的其他島嶼僅有“局部表徵性”行動和單方面的“立法”所形成的“主權實效”大有不同，而已成為固定型態，持續長期使用，長久未加阻止，而成為“國際法”上一個極端不利的負面。除了中、日雙方的主權爭議，還直接摻雜了“美國”因素，這是必需謹慎行動、優先探討的問題。其嚴重性及國際情勢，筆者認為目前最有利於設定原則，充分掌握，力爭勝算。 釣魚台列嶼很小，但情牽海内外中華兒女；不僅深深影響台灣的未來走向，也在未來中國的全盤佈局中扮演一個看起來不起眼，卻有其無比重要性的特殊角色。正視釣魚台問題，正是中華兒女自強不息、力爭上游的最具體表現! 立即可以採取的具體行動 最後最重要的，是僅僅抗議，而久無具體行動，是完全沒有實效的。在國際法上，對被侵犯的權利如果僅僅抗議而久無具體行動，在國際法上可能被認為“放棄權利“。即使一再抗議而久無具體行動，也會使抗議失效。抗議之後，如不採取司法解決步驟，也可能使一個抗議失去其“有效性”。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無條件投降以來已經過了五十餘年（一九四五——二○○三），中國固有領土釣魚台的主權不僅未能取回，美、日兩國反變本加厲，先是由日本將其變更為“民有土地”或“國有土地”，再由美軍長期租用，形成法律上的“有效管轄”及“利用”，我國在“主權”上的作為除“抗議”外，顯得十分消極，沒有實際具體強力行動，最終會失去釣魚台，拋棄歷史民族責任。全民如不即時覺醒奮起，則此“不幸”終必指日可見。 立即可進行的行動，又不會強力到引發軍事衝突的具體工作有以下幾項，筆者認為應立即進行： 一、實施釣魚台列嶼的位置、地形、地貌的精確測定編繪，並正式出版圖籍，公告國際。 二、立即進行釣魚台列嶼海域的海象、潮汐、氣象、海流等的全面科學調查長期持續監測，並以中英文科學調查報告公告國人及國際科學界。 三、持續長期進行釣魚台列嶼的海洋地質、海底地形、海洋生物資源和非生物資源的詳細調查，並擬定共同合作、國際合作或單方開發的計劃。爭取協商合作，堅持合理互利開發利用。國際合作共同研發，是最有效的方式，“科學調查研究”限制很少，最有推行開展價值。 四、主權決心不可絲毫動搖，其他和平談判、合理協商、共同維護海域安全及海洋生態都可主動邀請有關各造或透過國際組織進行，甚至在必要時提交“國際法庭”仲裁，絶不可因“事小而不為”，目前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站在形勢的尖端，能“氣至則形勝”。 五、不能祇求拖延問題，要力求解決問題。釣魚台列嶼雖然祇是幾個無人彈丸小島，但在未來國家的整個前進方向上卻是一個重要指標，也是提升國家國際地位能力上的一個大考驗。一個小小的行動和提案，也勝過一千次無效的宣示空言。國際行動不僅靠實力，也靠機智與果敢，如等閒視之，則永無見天之日。 釣魚台列嶼在日本軍力佈署中扮演“隱武者”角色 日本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在美國的掌控之下制定“非戰憲法”，並遵行至今。但在二○○三年六月，日本已從“非戰憲法”中解套，由日本參議院表決通過“有事三法”：“武力攻擊事態因應法案”、“自衛隊法修正案”、“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正案”，這已正式成為法律，基此即奠定了日本與美國共同作戰的法律基礎。“有事法制”旨在界定一旦日本週邊（包括台灣海峽、朝鮮半島、東海釣魚台列嶼，及南海南沙群島等地）發生事故，日本如何組成與美軍聯合作戰的部隊，並希望建立政治上有能力應付戰事的國家體制，也就是日本在國内確立進行戰時立法和確立戰時體制的問題。時勢推移的結果，二十一世紀日本軍國主義的復甦，加上美國強力“軍事干預主義”的推波助瀾，世局險惡，已推向懸崖無法勒馬的邊沿。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敎訓，並未達成其孕育人類避免戰爭的文明目的，若重蹈覆轍，形勢更加險惡。 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日於一九五一年九月簽定安全條約開始，二國打造了一個特殊的聯盟。日本允許一支大約四萬美軍的駐紮包括二萬名陸戰隊在“沖繩”，一個航母特遣戰鬥群在“橫須賀”，一個兩棲戰備群在“佐世保”，同時有一萬四千人在日本本土及“沖繩”以支援其多個空軍基地。釣魚台列嶼在此一軍力佈署的圖形中，扮演著“隱武者”的角色，發揮著看不見的力量；而黄尾嶼與赤尾嶼則被迫在練武行動中，擔任承受攻擊的陪訓者。但這一現象仍充滿了不確定性，由於沖繩民眾對於美軍駐紮的日增反感，美軍駐軍的未來，確實沒有一定的把握，變動性是存在的，必須密切注意，緊緊掌握。但黄尾嶼與赤尾嶼的現實環境是十分危險和難解的。由於釣魚台列嶼位居台灣海空防衛的東北端最前哨，也是中國華南海上防衛“第一島鏈”的尖端點，有其特殊的戰略地位，自不在話下。由於不久前美、日已就釣魚台駐紮美軍或增加軍事設施已達成某種共識，並將在下一次政治軍事磋商中，再進一步就此問題進行技術商討。日本近年來在釣魚台的動作愈來愈頻繁，而美國對釣魚台問題的立場，也出現轉變，對釣魚台遭到攻擊時，美國有可能對日本提供支持，這是一個重大訊號，將對解決釣魚台問題憑添變數。外交談判還是最可行的方式，務實與積極，祇要“開始”就會有進展，這應列為最高工作原則。 未來數十年，中國正向地區大國及立志成為國際戰略平衡要角的目標前進，西太平洋除三個危險爆炸點：台灣海峽、朝鮮半島和南中國海之外，東中國海的釣魚台亦不可忽視。僅就戰略位置和資源藴藏而論，其關鍵性將與時俱進，有增無減。 （原載《中國評論》二○○四年五月號，作者係台灣戰略研究員） 《舊金山對日和約》五十一週年反思朱高正 《舊金山對日和約》是二戰結束後，接連發生柏林危機、美蘇兩強陷入冷戰、中共建政與爆發朝鮮戰爭等國際背景下，《雅爾達協議》所構建的戰後遠東政治格局發生丕變的產物。美國為維護其超強地位，遏止共產勢力蔓延，而片面違反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的《聯合國宣言》，該“宣言”禁止盟國單獨對日媾和。美國主導對日媾和事宜，且置《開羅宣言》、《雅爾達協議》與《波茨坦公告》等重要國際協議於不顧，犧牲國際正義，出賣中國利益。因而緬甸、印度等國拒絶出席，而遭日本侵略最久、受害最深、為盟國贏取最後勝利貢獻最大的中國，竟被排除在和約之外。 一九四七年十月遠東委員會確認日本戰爭賠款為五百四十億美元，後來卻由於美國急於扶持日本成為其在遠東箝制蘇聯與中共的盟邦，而變相免除其賠款。誠如當時日相吉田茂所言：“日本在二戰以戰敗國的身份在《舊金山和約》中所得的，比在一戰後以戰勝國身份所得的，還要強過多多”。可謂一語道破天機。 “以德報怨”的真相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為掩飾其外交上的無能與無奈，竟然以自慰式的口吻説，這是對日本“以德報怨”，公然欺騙台灣地區的中國人民。眾所週知，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日本向中國索取賠款二億三千萬兩白銀。而二戰結束之後，緬甸、菲律賓、印尼與越南也分别從日本獲得賠償二億、五點五億、二點二三億與三千九百萬美元。 其實，在開羅會議後，對日索賠已提上議程表，當時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世傑就説，儘管中國不主張採取狹隘的報復主義，但就賠償問題“應一本正義與公道之要求，以從事解決”。國民政府當時就成立“行政院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專事調查抗戰中人力與物力的損失：計軍民死傷三千五百萬人，財物直接損失一千億美元，間接損失五千億美元。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國民政府參照蘇聯對德索賠辦法，草擬《戰後對日講和條件綱要》，於同年十一月十八日通過《關於索取賠償與歸還劫物之基本原則及進行辦法》，其中明定以實物賠償為原則，並要求中國所得應佔盟國對日索賠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而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蘇三國在《雅爾達協議》中決議，戰後德國應賠償二百億美元；其中蘇聯一百億美元，美、英兩國八十億美元，其他國家二十億美元，賠款方式主要以拆遷工業設備為主。而當時追隨德國與盟邦作戰的國家，意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與芬蘭，也分别要賠償二點五五億、三億、零點七億、四億、與三億美元。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即急著要獲取日本的軍事設備。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國民政府向美國及盟軍要求“日本海軍設備、航空衛業生產設備，擬由我方接收，作為抵償損失之一部分”。後來就一百三十一艘尚堪使用的日艦中，與美、英、蘇等國抽籤分配，中國分到二十四艘的驅逐艦、護衛艦與運輸艦。在東三省的日本工程設備大部為蘇軍所拆遷，價值逾四十億美元，而國民政府僅得其餘的一小部分而已。當時美國主張應將日本國内的工業設施拆掉四分之三，使其工業水平維持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年的生產力，而國民政府則要求應得拆遷物資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然由於各國爭吵不休，到一九四六年底仍無法執行拆遷；而這段時間由於美軍佔領日本，其所接受物資逾二十億美元。然而就在二戰結束之初，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遠東委員會為了剝奪日本進行戰爭的產業能力，並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決定加重日本的戰爭賠款。 美國對日政策一百八十度大轉彎 一九四六年九月國民政府要求“先期賠償”百分之三十，後經協調，中方得百分之十五，而英、荷、菲各得百分之五。一九四七年九月九日國民黨政要張群在六屆四中全會的外交報告中強調：“決不放棄我們對日本要求應得的賠償”。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五日遠東委員會確定對日索賠五百四十億美元，而英、美、蘇、法、澳分别要求佔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三十四、百分之十四、百分之十二與百分之二十八，合計百分之一百一十三。而中國原本要求不得少於百分之五十，祇得退而求其次，降為百分之四十，最後盟國祇同意中國得百分之三十的賠償。然而一九四七年底，隨著國共内戰局勢的逆轉，各民主黨派紛紛倒向共產黨，使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支持轉向日本。一九四八年一月六日美國陸軍部長即説：“今後對日佔領政策是扶持強而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禦今後在遠東方面發生新的共產主義威脅的堡壘作用”。翌年五月十二日美國決定停拆日本的工業設備，且強調要讓日本維持在發動侵華戰爭前的工業水平，即一九三六年的水平。如此一來，國民政府祇得到相當於兩千兩百萬美元的賠償，與最初期望的不得少於百分之五十或一九四七年遠東委員會所許諾的百分之三十相去甚遠，祇是象徵的賠償罷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佈成立，徹底改變了《雅爾達協議》所建構的遠東政治格局；美國急欲解除日本戰敗國地位，扶持日本成為其箝制蘇聯與中共的重要盟邦。一九五○年二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六月爆發朝鮮戰爭，使得美國加速對日媾和的進程。一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DuIIes)將對日媾和七原則遞交給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MaIik)，十一月二十日馬立克回覆杜勒斯時，提出數項質疑，包括台灣與澎湖列島歸還中國問題。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美國將和約草案二十二點送交蘇聯，蘇聯於五月七日針對草案提出下列意見書：（一）和約應由中、蘇、美、英等國與其他對日作戰國家為之；（二）中國對台、澎主權應予確認；（三）反對美國托管琉球與小笠原等群島；(四）明文限制日本武裝力量；（五）第三國不得在日本駐軍或擁有軍事基地。然而這個意見書五月十九日遭美國否決。六月十日蘇聯再照會美國，但美國卻於七月三日公佈聯合草案。在草案中，遠東委員會的成員國——中華民國——被排除在和約之外，且薩哈林島（即庫頁島）南部與千島群島也未為依《雅爾達協議》交給蘇聯。美國隨即於七月十二日公佈和約草案，並於七月二十日發出邀請函，於九月四日到九月八日召開舊金山對日和約的國際會議。 沒有中國參加的《舊金山和約》 當初，因為美國不承認中共政權，主張由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參加舊金山會議，遭到蘇聯的堅決反對。美國為了盡速扶持日本，使其擺脱戰敗國的身份，因而主張中國應在會外單獨與日本締結和約。至於與哪一個中國締約，則由日本方面決定。因此，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蔣介石聲明：“中國被拒絶參加對日和約簽字，乃破壞國際信義之舉，政府絶不容忍”。而八月十五日周恩來也聲明：“舊金山對日和約會議，背棄了國際義務，中國不予承認”，並聲稱該和約為“非法的”、“無效的”。 此外，美國為了扶持日本對抗蘇聯與中共，在賠償問題上極力寬大日本。和約第十四條規定“日本應對其在戰爭中所引起的損害及痛苦給盟國以賠償”，卻又説“如欲維持可以生存的經濟，即日本的資源目前不足以全部賠償此種損害及痛苦，並同時履行其他義務”；並限制盟國祇能“利用日本人民在製造上、打撈上及其他工作上的服務”，且必須在“日本可以維持生存的經濟範圍内進行”。換言之，徹底免除了日本的貨幣賠償、設備抵償，祇能要求勞務賠償，事實上是變相免除了日本一切的賠償責任。 由於美國要求中國在會外單獨對日媾和，而日本以一戰敗國身份卻又享有選擇媾和對象的權利。台灣當局為了爭中國的正統地位，而急於與日方締約，因此予日本以可乘之機。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二日，即《舊金山對日和約》簽署後四日，中華民國外交部長葉公超表示：“台灣當局願意以舊金山和約為藍本，與日本簽訂雙邊和約”。而日本國會則於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痛快地批准和約。日相吉田茂並説：“日本現在有選擇媾和對手之權，對於如何行使此權，應考慮客觀環境、中國情勢、及其與日本未來之關係，不擬輕予決定”。日本的策略是拖，而台灣則急切萬分。因此，吉田内閣先舉行民調，更不可思議的是支持與台北媾和者，竟與支持與北京媾和者，同為百分之三十八，其餘百分之二十四則無可無不可。最後是蔣介石下令駐美大使顧維鈞策動美國對日施壓，十二月十日杜勒斯以特使身份赴日，警告日本：“如果日本政府不與中華民國政府簽訂和約，美國國會將不批准《舊金山和約》”。吉田才在十二月二十四日表示不承認中共，願與中華民國締約。 戰敗國的日本竟然毫無悔意 然而日本在賠償問題上卻堅不讓步，認為中華民國可依據《舊金山和約》沒收日本在華資產作為補償，拒絶中華民國提出的勞務補償要求，談判因此多次陷入僵局。不幸的是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日美國國會批准《舊金山和約》，並將於四月二十八日正式生效。這不啻給對日交涉中的台灣當局背上插了一把尖刀。因為和約一旦生效，日本就擺脱戰敗國的身份，恢復主權，在談判上將更為主動。 蔣介石政府為爭取和約生效前與日本完成締約，被迫在賠償問題上全面讓步，祇要求在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日本承認其賠償義務，我方亦承認日本無力作出全部賠償，為此我方宣佈放棄以勞務進行賠償之要求”。孰知日本仍不接受，堅持在和約中取消有關賠償問題的條款。台灣當局祇得默然接受，終於在《舊金山和約》生效前七個小時完成與日締結合約。在和約正文中根本找不到“賠償”兩字，祇能在和約外的議定書第一條乙項找到如下文字：“為對日本人民表示寬大與友好之意起見，中華民國自動放棄根據《舊金山和約》第十四條甲項第一款日本國所應供應之服務利益”。由此可知中華民國在與日本締結和約過程中，是何其的屈辱。至於《舊金山和約》第十五條更明定損害賠償是針對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到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而無視於中國自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尤其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以來單獨抗日的慘痛犧牲與重大貢獻。此外，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也是源自《舊金山和約》第二條乙項。美國考慮到假使蔣介石政權不穩時，為避免台灣落入親中共政權中，和約可為美軍進駐台灣提供“法律依據”。 《舊金山和約》赤裸裸地展現出美、日等國為渠等自身利益，相互勾結，罔顧國際協約、出賣國際正義的醜惡面貌。此外，《舊金山和約》也是對美國建國精神的褻瀆——對自由與和平的堅持，本來就不應以犧牲國際正義與他國的利益為代價。有些台灣同胞對現代史茫然無知，還沾沾自喜延引“台灣地位未定論”作為從事台獨運動的“法律依據”，殊不知所謂的“台灣主體性”祇不過是在美、日強權扶植下的反華道具而已。凡是有血性的中國人當以《舊金山和約》為誡，謹記“弱國無外交”的敎訓，唯有盡快結束國家分裂的悲劇，完成中國全方位的現代化，才能及早掙脱出《舊金山和約》的夢魘。 （原載《中國評論》二○○二年十二月號，作者係台灣中國通雜誌社社長） 台灣主權當年是否割讓日本鄭海麟 年前，筆者在撰寫《關於台灣法律地位問題的爭議》論文時，仔細研讀了《馬關條約》以來有關台灣問題的各類文件，發現中文版本《馬關條約》涉及割讓台灣、澎湖列島的條款内容，如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屬於一種管治權的轉讓，而非主權的轉讓。並且，就該條約的中、日、英文版本對照來看，在最關鍵的領土主權問題上，中文版本與日、英文版本顯然有出入。茲將筆者的研究結果報告如下。 《馬關條約》中、日、英版本原文 台灣及其週邊島嶼和澎湖列島自古以來屬中國領土。一八九四年，日本急欲佔據朝鮮，與朝鮮的宗主國中國爆發武裝衝突（俗稱甲午戰爭），中國戰敗。 一、中文版本《馬關條約》涉及割讓台灣、澎湖列島的條款内容為： 第二款 中國將管理下開地方之權並將該地方所有堡壘、軍器工廠及一切屬公物件永遠讓與日本。 第二項：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 第三項：澎湖列島即英國格林尼次東經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緯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間諸島嶼。 二、《馬關條約》日文版本内容為： 第二條 清國將下開土地之主權並在該地方上之城壘、兵工廠及公有物件永遠割與日本國。 第二款：台灣全島及其附屬島嶼。 第三款：澎湖列島即英國“格林威治”東經百十九度至百二十度，及北緯二十三度乃至二十四度之間諸島嶼。 三、《馬關條約》英文版本内容為： 第二條 中國將下開領土主權及該地方上之城壘、兵工廠及公有財產永遠割讓與日本。 第二款：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 第三款：澎湖列島即英國格林威治東經一一九度至一二○度之間、及北緯二十二度至二十四度之間諸島嶼。 中、日、英三種版本之比較 從以上英文版本的用詞及行文來看，顯然是由日文翻譯過來的。比較三種文本，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 1.中文版本是將台灣、澎湖列島的管理權（即國際法意義上的“治權”或“管轄權”）永遠（即無條件之意）讓與日本，並無涉及“主權”的字樣。如按國際法來解讀，中國轉讓給日本的是台灣、澎湖列島的地方管轄權而非領土主權。 2.日文版本明顯有“土地之主權”字樣，按國際法來解讀，中國是將台灣、澎湖列島的領土主權和地方管轄權一併轉讓予日本。 3.英文版本内容與日本版本相同，其中“full sovereignty”（完全主權）即含有領土主權與地方管轄權之意。 比較以上中文版本與日文、英文版本，不但條款的内容有出入，而且性質上的差異（即“主權”與“治權”）更令人驚訝。按照中文版本，中國在《馬關條約》中並沒有將台灣、澎湖列島的領土主權割讓給日本。從民族主義的感情出發，中國人必定會堅持條約應以中文版本為準，日本人則必定會堅持條約應以日文版本為準。不過，必須指出的是，當年簽訂《馬關條約》之際，中、日雙方代表在三種文本的條約中都簽了字。而且，訂約的主動權完全操在日方手中。也許日方當時已清楚地認知到條約的中、日文版内容上的差異，故在《馬關條約》的“議訂專條”中作了如下的規定：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政府及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政府，為豫防本日署名蓋印之和約日後如有誤會以生疑義，兩國所派全權大臣會同議訂下開各款。 第一，彼此約明本日署名蓋印之和約添備英文，與該約日本正文、漢正文較對無訛。 第二，彼此約明日後設有兩國各執日本正文或漢正文有所辯論，即以上英文約本為憑，以免舛錯，而昭公允。” 也即是説，簽約兩國日後如各持本國文本發生爭執，必須以英文版本為準。而英文版的底本無疑譯自日本文版。這便構成《馬關條約》中國割讓台灣、澎湖列島主權給日本的法理依據。 研究《馬關條約》的中、日、英三種版本的意義在於使我們明瞭，根據中文版本，當年清朝政府並沒有從國際法的意義上將台灣、澎湖列島的領土主權割讓給日本，日本對台灣、澎湖列島的領土主權祇是從日文、英文版本中取得。雖然，日文、英文版本上有中方代表同意的簽字，但中文版本上同樣也有日方代表同意的簽字。因此，關於台灣、澎湖列島的領土主權問題，祇要日方宣佈放棄（如《舊金山對日和約》），那麽，它便毫無爭議地屬於中國。據此，所謂“台灣法律地位未定論”，純屬一個假設問題，完全沒有爭議的意義。 （原載《中國評論》二○○一年七月號，作者係加拿大卑詩大學亞洲學系敎授） |